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力推的“大而美”法案（One Big Beautiful Bill Act）日前在國會闖關成功，并正式成為一項法律。法案涉及的一系列減稅、增支等政策會如何影響美國經濟，法案對高新技術企業的支持在中美博弈的背景下會給中國帶來什么影響？ 　　界面新聞采訪的專家多認為，在短期內，法案有助于提振居民消費和企業投資，進而刺激美國經濟增長，但長期來看，法案將使得美國的財政問題進一步惡化，進而對其經濟產生負面作用。 　　專家同時建議關注該法案中的高新技術領域相關條款對中國的外溢影響，直接的短期影響或不大，但壓力仍存。 　　短期有助于提振美國經濟 　　“大而美”法案是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宮以來力推重磅法案，內容涉及減稅、增支、削減福利、提高政府債務上限等大量爭議性條款。 　　減稅是法案的核心之一。該法案將特朗普在首個任期內簽署的《減稅與就業法案》中針對企業和個人的減稅政策永久化，包括21%的企業稅率、設備全額折舊、研發費用全額即時扣除等，這些政策原定2025年底到期。此外，新增稅收減免，如提高遺產稅免稅額至1500萬美元、小費與加班工資免稅、提高兒童稅收抵免額等。 　　但法案同時削減了對窮人更有利的醫療補助計劃和食品券計劃，因此被廣泛詬病為“劫貧濟富”。法案還減少了對清潔能源的補貼，并加大了對傳統能源的支持力度。 　　多數學者認為，一攬子的減稅政策，尤其是針對中高收入家庭和企業的減稅，將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進而刺激消費，而消費是過去幾年支撐美國經濟保持較快增長的重要力量。 　　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所長徐奇淵對界面新聞表示，至少在中短期，也就是1-2年間，法案會提振美國經濟，這也符合國際投行如高盛、摩根大通等的預測——該法案對美國GDP增速的提振約在0.4-0.6個百分點左右。 　　他指出，一系列減稅措施短期內將直接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刺激企業盈利和投資，并為美國經濟注入流動性。“歷史上，美國在類似大規模財政擴張后，通常伴隨短期GDP增長提速。例如，2017年減稅法案后，美國GDP增速曾在2018年突破3%，盡管后續回落明顯。” 　　徐奇淵還提到，近幾年，美國經濟在持續加息下保持較快增速正是得益于居民部門穩定的消費，這與較為寬松的財政政策高度相關。2020年以來，美國政府推出了一系列經濟紓困法案，一度為美國民眾創造了高達2.1萬億美元的超額儲蓄，居民部門可支配收入增速一直維持在5%以上，是消費的重要支撐。隨著相關法案的到期，面向居民部門的財政轉移不斷下降，美國居民部分的超額儲蓄已經逐漸被消耗殆盡。“大而美”法案通過大規模減稅，恰好可以顯著彌補財政轉移下降帶來的居民可支配收入退坡。 　　中誠信國際主權部資深分析師王家璐也對界面新聞表示，當前美國經濟面臨增長壓力，盡管通脹自高位回落，但核心通脹仍高于美聯儲目標區間，且實際利率居高不下，消費和投資動能均出現疲軟跡象。同時，聯邦財政狀況顯著惡化，公共債務屢創新高。特朗普試圖通過擴大減稅規模、強化私人投資激勵，緩解財政困局，推動美國經濟重回高速增長軌道。 　　和多數看法不同，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劉志闊則認為，不應高估法案對美國經濟的刺激帶來的新作用。“法案實際新增內容并不多，現行條款也基本都在預期之中，無論是21%的企業所得稅率永久化還是100%投資費用化，并不會新增產生額外的外溢效應。”他對界面新聞說。 　　長期或導致財政不可持續 　　從中長期來看，學者們一致認為，法案在大幅削減稅收的同時，未同步建立穩健的財政鞏固路徑，這將大幅提高美國財政赤字水平，加大債務危機的風險。此外，法案中的一些“劫貧濟富”條款會導致美國社會貧富差距擴大，為美國政治極化加劇埋下隱憂。 　　應對即將到來的“債務懸崖”，也是特朗普推動該法案的主要目的之一。“大而美”法案一次性把聯邦政府債務上限從36.1萬億美元提高到了41.1萬億美元，上調幅度達5萬億美元。在這之前，1月，美國政府債務已觸頂，若無新的安排，8月就可能觸發債務違約。 　　“大而美”法案預計能在未來10年削減1萬億美元支出，但與4.5萬億美元的減稅規模相比，缺口顯著。根據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聯邦預算責任委員會、Tax Foundation等多方機構的測算，未來十年美國財政赤字將凈增3.4萬億-4.1萬億美元，聯邦政府債務占GDP的比例將從當前約100%的水平推升至125%以上。 　　徐奇淵表示，2026至2028年，美國年度財政赤字將額外增加5000億美元，赤字率或升至7%以上，達到疫情時期水平。2029年以后，法案帶來的財政赤字增加將降至2000億-3000億美元，但因為財政赤字在本屆政府被基本用盡，所以2029年以后新的總統和國會有很大概率更新或推翻“大而美”法案，進一步突破財政赤字和國債上限的約束。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經濟貿易學院教授崔凡對界面新聞說，盡管大而美法案提高國債上限在短期內是避免政府停擺的不得已之舉，但從中長期看，法案會惡化三大根本矛盾：貧富差距、金融危機風險、環境氣候問題。上個世紀末，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奠基人之一Susan Strange提出，這三大矛盾是當前的國際政治體系難以解決的三大全球性問題。實際上有的國家也在采取國內政策來應對這三大矛盾，比較典型的有中國的三大攻堅戰。 　　“忽視甚至惡化這三大矛盾會降低美國的增長質量，今后可能只能靠印鈔票來維持虛假繁榮，這種增長不是高質量增長。”崔凡說。 　　徐奇淵指出，中國身兼美債的重要債權人和人民幣計價安全資產的潛在提供者雙重身份，應密切關注美債的未來。不過，他同時指出，按其團隊的測算，即使法案大幅上調了美國國債上限，但距離其爆發國債危機尚有較大的距離。近期國際金融市場的資產價格變化，也沒有顯示出對法案的負面評價。 　　如何影響中國？ 　　值得注意的是，“大而美”法案加大了對一些高新技術企業的支持力度，包括在美國本土新建芯片工廠的企業可享受的稅收抵免比例從25%提升至35%，前提是項目需在2026年底前動工；刪除了早期版本中禁止州和地方政府對人工智能系統進行監管的相關條款，并通過稅收手段鼓勵風險投資和私募股權進入早期科技項目等。 　　徐奇淵表示，在中美貿易摩擦升級的大背景下，該法案可能會對中國形成新的壓力。具體來說，一是美元走強和美債收益率上升可能會對人民幣匯率產生一定壓力；二是美國可能吸引更多的國際直接投資，使中國和其他國家吸引外國投資的壓力增加；三是新能源補貼削減，特別是針對中國關聯企業的補貼削減，以及用強力政策發展傳統能源產業及其對傳統能源價格的影響，可能會對中國新能源汽車、鋰電池和光伏等“新三樣”優勢產業造成一定影響。 　　對此，劉志闊有不同的看法。他表示，在當下這樣一個規則如此模糊和不確定的時代，企業在對外投資時考慮的不只是稅基，而是會選擇多方布局。具體到相關稅基，尤其是涉及到高新技術行業，該法案相對中國也并非特別有競爭力。 　　“中國現在的企業（所得）稅率普遍是25%，但是高新技術企業的（所得）稅率只有15%，加上研發費用的加計扣除，實際稅率還會再下降。除此之外，中國在集成電路等重點軟件行業中，也有相應的稅收優惠。也就是說，實際上中國對高科技相關的稅率相對不高。”劉志闊說。 　　對于中國“新三樣”產業，劉志闊指出，影響可能也不會太大，以電動汽車為例，在特朗普發起的關稅戰下，中國新能源汽車實際上已經無法進入美國市場。